在監無辜者的同胞兄弟身患重病，偏鄉醫院並無法提供必要的醫療服務，只能等待轉至其他縣市大醫院的機會。
這天一大早，無辜者家中被留下的年長阿嬤（無辜者的老母親）接到醫院來電，要求家屬在下午三點半以前辦理住院，否則床位將不予保留。但是，重病的兒子行動不便、需人攙扶，若要移動到別的縣市就醫必得驅車前往，眼看入住時間即將逾時，心急如焚的阿嬤甚至不知道如何叫計程車，遙遠的路途更需要花費龐大的車資，對於低收入戶的家庭來說更是負擔沉重。
聯盟當天得知此訊息，便立刻尋求志工協助：志工親自開車，協助家屬到醫院就醫、順利入住病房。一踏進醫院，濃濃的消毒水味、毫無生氣的白色透露著對身體失去掌控權的無奈；醫院病床外沒有盡頭的走道，亦像是那個還在等待平反、看不見盡頭的無辜者正在面臨的處境。
每次探監的里程數都像在環島，但揹著行李的我們心情往往只剩沉重。「你不要哭，沒關係」，2個月前與無辜者阿勝哥（化 … 閱讀更多 監所訪視｜800公里的探監路
司法要維持公正和平等，但是司法的天秤在審判的過程中，加減會出錯。當天秤歪一邊時，大部份的無辜者都沒辦法靠自己的力量來證明清白。從天秤摔下來的無辜者，我們有沒有辦法在他墜落地獄之前，用網子把他接起來？
被錯判的無辜者，受到不應該的處罰，在黑暗的牢房裡，他只能堅持才看得到希望。監獄的這道牆，不只限制無辜者的自由，也限制他與家裡人的關係。要維和家人的關係，不比平反更簡單。
台灣無辜者行動聯盟以服務遭受司法誤判的無辜者及其家庭為主要對象，提供無辜者及家庭成員心理、經濟及社會資源的協助，是我們主要的服務項目。
為了讓更多人看見無辜者，了解無辜者及家庭的真實處境，我們透過教育宣導、講座與工作坊等方式，期待在理解中埋下個人乃至集體「行動」的種子。
若您也認同我們的理念，想讓更多人看見無辜者，歡迎各級學校社團、各地機關團體等來信邀約。
無辜者阿山兄（化名）在監獄關了近五年，「我沒救了，反正是沒希望了」，是阿山兄最常說的一句話。每次探視阿山兄前，我們心情總是忐忑，擔心著阿山哥今天心情的好壞。
農曆年前，我們帶了「會客菜」給阿山兄「加菜」，希望會客菜能讓一成不變的監所生活有一點新意。接見室電話接通前，阿山兄隔著鐵窗和我們比「小愛心」的手勢，這個手勢讓我們三個人都笑了。
在紙袋工場工作的阿山哥，一天平均要折八十個紙袋。「做比較快的都『退伍了』（出監），我們這組是最慢的，會拖到大家吃飯的時間」。他尷尬的說：「今天一個看病、我又接見，留下一個折最慢的，等下又要拖到大家吃飯時間了」。
六十歲的阿山哥，每天彎著腰折紙袋，「我腰都受不了，會痛，骨頭不行了」，「只有晚上躺下會好一點」，「因為有吃安眠藥，我吃三顆，算少的。我們裡面十個有四個人都吃。我是因為心情不好，其他人我不知道…」。話鋒一轉，阿山哥突然沮喪的說：「反正我就是沒希望了，只能等假釋吧」。
無辜者阿水（化名）因為冤案在監所已近三年，家中留下逾七十歲的老母親和二位未成年的女兒。當阿水入獄後，女兒頓失雙親、家中一夕之間沒了經濟支柱，又需要負擔阿水在監所的開銷。
家居偏遠山區的家人，必須早上五點出門，搭最早的一班公車，再轉火車至台中，由志工嘉寧開車接送前往監所探視，單趟車程就需要三個小時。因為志工嘉寧的穩定陪伴，才讓一家人每個月能在監所見上一面。
在等待探視的時候，我們和阿婆聊著天，我看著她手上佈滿長短不一的傷痕，「阿婆，你的手怎麼這麼多傷？」阿婆害羞的用袖口遮擋自己的手，「要過年了，我去新竹親戚那邊幫忙採柑仔，賺一點錢」。採滿一大箱橘子，「可以賺十八元」。為了貼補家用，阿婆在孫女寒暑假期間，如果正趕上農忙，就帶著孫女去採柑仔賺錢。
文／呂苡榕
芷嫻是我的姐妹，有次我們一起搭高鐵南下，那時她還在動保團體工作，我也還只是個初出茅廬的菜鳥記者，我們在車上感慨各自的工作面對的都是些底層弱勢，我看著她，嘴裡冒出一句：「你更慘啦，你面對的還是連話都不會講的（動物）。」然後我們兩狂笑出聲，一路上不停回味這句話。
好幾年後，她的段數又更高了，面對的是有苦難言的冤案無辜者（Innocence）。
後殖民理論學者史畢娃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曾說過：「如果底層的人能說話，那麼，感謝老天，底層的人就不是底層了！」助人工作的難處，也正是在於如何讓有話說不出的人，重新在社會裡找到一個發聲的位置。這不單單只是賦權（empower），更是一種協助對方學會建立關係的漫長旅程，就連助人者本身，也得學會建立關係的尺度和自我保護。